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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Version | Simplified Chinese | Traditional Chinese )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中國基督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數量是五十萬。六十多年之後，在在中共的嚴厲打壓之下，中國基督徒的數字卻超過了六千萬（美國普度大學楊鳳崗教授的研究結果）。而且，中國基督徒的數量正在以每年數百萬的驚人速度增長，有牧師將其形容爲“井噴”。如果這一速度持續下去，估計到二〇三〇年左右，中國基督徒將接近兩億人，從而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基督徒人數最多的國家。 中國當代歷史上的兩個重大事件，像催化劑一樣促成了基督教在中國的迅猛發展：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調動軍隊在北京上演的天安門屠殺。這兩件事奪取了許多無辜的生命，更徹底摧毀了人們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在巨大的精神空洞中，中國人開始尋求新的信仰。 我父親那一代人經歷了文革之後，如同大夢初醒一般：他們曾經當作“紅太陽”來崇拜的毛澤東，原來是一個私人生活淫亂、對待同僚殘酷無情的獨裁者。我的父親是一名工程師，也是一名共產黨員，但他告訴我，一九七一年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元帥坐飛機叛逃，摔死在蒙古草原，讓他的共產主義信念全然破碎。 而我的精神甦醒則始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那時，十六嵗的我跟家人一起在夜晚悄悄收聽來自BBC和VOA的關於天安門屠殺報道。在聽到從收音機中傳來的悽厲的槍聲和人們的哭號聲的時候，以前在中學政治課上學到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之類的教導，全都灰飛煙滅。六四之夜成為我跟中共政權決裂的時刻——我發誓，不能爲一個驅使軍隊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的政府服務。 多年以後，我在北京認識了在六四屠殺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其中的一位母親丁子霖教授，送給我一本她撰寫的《尋訪六四受難者》，並在扉頁題詞説：“如果我的兒子還在世，一定會把你當作他的好弟兄。”她的兒子蔣捷連只比我年長一歲。如果當時我不是在遙遠的四川，而是在民主運動的中心北京，我會不會成為死難者的一員呢？ 六四以後，鄧小平拋出來的拯救中共政權的法寶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釋放了中國人發財致富的夢想，以此替代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夢想。但是，金錢如鴉片一樣，只能暫時控制人的心智。人畢竟不是只滿足於吃喝拉撒的動物，人在滿足物質需要的同時，還有精神的需求。共產黨的領導人也意識到這一危機。共產黨重新找回曾經被他們扔進垃圾堆的儒家思想和建制化佛教，試圖讓它們爲黨服務。 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文化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在個人生活層面，孔子的學說可以幫助人修身養性，節制慾望，趨嚮良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導，在任何一種文明中都會得到肯定，也符合聖經中耶穌“愛人如己”的教導，可以被基督徒看作是一種上帝的“普遍啓示”。但是，作為政治哲學，儒家文化幫助專制帝王控制人民，賦予皇帝以“天命”和“道統”。從漢朝的皇帝宣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建立起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嚴格的等級秩序，人的價值和意義只有在這套等級秩序中才能存在。所以，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開始反思和批判儒家文化，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新式知識分子更是從西方引入民主和科學的觀念，以取代儒家文化唯我獨尊的地位。 而毛澤東對儒家文化的反對則出於其他原因。他青年時代曾經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臨時工，受到過北大教授和學生領袖的蔑視，因此他十分敵視高級知識分子。在文革中，他也將知識分子當作打擊對象，當作“臭老九”，許多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在經受了殘酷的身體和精神折磨之後選擇了自殺。毛甚至縱容紅衛兵砸毀孔廟、挖掘孔墓。 如今，共產黨卻將孔子當作救命稻草，甚至根本不曾向孔子道歉！中共不惜巨資打造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使之成了在西方進行文化滲透的工具。那些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如果爲中共說好話，孔子學院就會給予經濟資助，邀請他們到中國進行豪華旅遊；而批評中共的學者，孔子學院則記錄他們的批評言論，匯報給中國使館，拒絕給他們到中國的簽證。孔子學院成為侵蝕和破壞西方的學術自由的黑手。孔子何其不幸！ 而在中國民間也出現了儒學復興的訊號。在官方的鼓勵下，中國的許多大學設置了國學院，加強了包括儒學在內的古代經典文化的研究。有一些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拒絕穿西式的學位服，而穿上所謂的“漢服”。有一些年輕學者發表聯署信，譴責中國人熱衷於過聖誕節是“數典忘祖”。在孔子的家鄉曲阜，堅持儒家文化新年的人反對在市內興建一所教堂——他們認為，捍衛孔子，優先於宗教信仰自由。可見，國際政治學者亨廷頓所説的“文明的衝突”，在中國已經浮出水面。 如果説孔子的學說只能算是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宗教，那麽，在今天的中國，官方只承認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伊斯蘭教。中共設置了宗教事務局對這五大宗教進行嚴密管理。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以及比它權力更大的中共統戰部的官員們，儼然就是國家大祭司，隨意干涉各大宗教的內部事務。 習近平當然希望基督徒也能爲共產黨所用——在二〇一六年四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宣稱，宗教必須適應中國的社會制度，必須接受黨的領導。習近平是一名缺乏安全感的領導人，他敵視公民社會，將基督教看作是潛在的威脅——基督教是在共產黨控制之外最大的社會組織。 在基督教內部，除了一部分順服於政府的官方教會以外，大部分都是堅持獨立存在的家庭教會，後者的人數至少是前者的三倍以上。對於那些不願與政府合作的家庭教會，中共在浙江省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清除運動，尤其是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地區（在那裡，基督徒的比例令人吃驚地高達百分之十五）。兩年多以來，浙江省有超過兩百家教堂被毀，兩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浙江湖州軋村教會十字架被拆的過程就是一個典型個案：當局付給外地民工一人一天兩百元的報酬，讓他們將教堂外會友的小車推翻；逮捕牧師，恐嚇家屬；隔離教堂，噴辣椒水；城管、武警帶狼犬衝入教堂；甚至招募和尚道士到教堂門口唸經、做法事。數十名教會的牧師、長老、會友以及爲教會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被捕，並在獄中遭到酷刑對待。 幫助浙江省基督教徒維權的北京張凱律師在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溫州警方帶走——恰好是他將會見美國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薩普爾斯泰因（David Saperstein）的前一天前。半年之後，張凱被迫在電視上認罪說，「我違反了國家法律，擾亂了社會秩序，危害了國家安全，也違背了律師的職業操守。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表示懺悔。」他已消瘦得與被捕之前判若兩人，從常識便可以推斷，他承受了極其可怕的酷刑折磨。在今天的中國，電視臺取代了法院成為審判機關，“電視審判”成為習近平的拿手好戲。遺憾的是，奧巴馬政府坐視這些迫害的發生，而不願向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 一份政府內部文件清晰地顯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衆影響戰略的一部分，政府的目標是管理「場所過多」、「過熱」的宗教活動，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這一種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這一種標誌物。中共高層的如意算盤是：如果可以攻陷基督教勢力最強的溫州，那麽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一場剿滅基督教的運動就很容易了。 但是，中國教會並沒有屈服。“越逼迫越復興。”這是抗爭信徒們在談論拆十字架事件時使用得最頻繁的話語，這種信念一方面與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穌受難復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們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間，溫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在曾山堂，可以看到教徒們使用的在歷次攻防戰中積累出來的抗爭手法：大門外堆滿巨石，車輛不得靠近；大鐵門用黑布蒙住，謹防偷窺；整個教堂的圍牆都用鋸齒鐵絲網加高，以免翻牆；教堂各個角度都安裝了攝像頭，及時發現風吹草動；高音喇叭被安裝起來，緊急時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門被道道鎖死，危急時刻還有特別組將用肉身擋在十字架前；還有數個巡視小分隊，反向監視各個相關政府機關的活躍程度……毛澤東是“人民戰爭”的發明者，卻沒有想到共產黨自己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二〇〇〇年以來，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中心轉向一百個左右的中心城市。城市教會聚集起一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的、活躍的專業人士，這批城市新興教會極大地改變了人們過去對基督徒是“老弱病殘”的固有印象。這些教會儘管不能在中國的民政部門成功註冊、獲得合法身份，但他們邁出了公開化的步伐。比如，他們一般都有自己的網站，公佈聚會的地點、時間以及牧師和長老的信息，他們甚至編輯和印刷自己的刊物（雖然不能公開販賣，但可以在教會內傳閱）。...

( English Version | Simplified Chinese | Traditional Chinese )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基督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数量是五十万。六十多年之后，在在中共的严厉打压之下，中国基督徒的数字却超过了六千万（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的研究结果）。而且，中国基督徒的数量正在以每年数百万的惊人速度增长，有牧师将其形容为“井喷”。如果这一速度持续下去，估计到二〇三〇年左右，中国基督徒将接近两亿人，从而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像催化剂一样促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调动军队在北京上演的天安门屠杀。这两件事夺取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更彻底摧毁了人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在巨大的精神空洞中，中国人开始寻求新的信仰。 我父亲那一代人经历了文革之后，如同大梦初醒一般：他们曾经当作“红太阳”来崇拜的毛泽东，原来是一个私人生活淫乱、对待同僚残酷无情的独裁者。我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告诉我，一九七一年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坐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草原，让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全然破碎。 而我的精神甦醒则始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那时，十六嵗的我跟家人一起在夜晚悄悄收听来自BBC和VOA的关于天安门屠杀报道。在听到从收音机中传来的凄厉的枪声和人们的哭号声的时候，以前在中学政治课上学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教导，全都灰飞烟灭。六四之夜成为我跟中共政权决裂的时刻——我发誓，不能为一个驱使军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的政府服务。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认识了在六四屠杀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其中的一位母亲丁子霖教授，送给我一本她撰写的《寻访六四受难者》，并在扉页题词说：“如果我的儿子还在世，一定会把你当作他的好弟兄。”她的儿子蒋捷连只比我年长一岁。如果当时我不是在遥远的四川，而是在民主运动的中心北京，我会不会成为死难者的一员呢？ 六四以后，邓小平抛出来的拯救中共政权的法宝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释放了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梦想，以此替代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梦想。但是，金钱如鸦片一样，只能暂时控制人的心智。人毕竟不是只满足于吃喝拉撒的动物，人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还有精神的需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一危机。共产党重新找回曾经被他们扔进垃圾堆的儒家思想和建制化佛教，试图让它们为党服务。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个人生活层面，孔子的学说可以帮助人修身养性，节制欲望，趋向良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导，在任何一种文明中都会得到肯定，也符合圣经中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可以被基督徒看作是一种上帝的“普遍启示”。但是，作为政治哲学，儒家文化帮助专制帝王控制人民，赋予皇帝以“天命”和“道统”。从汉朝的皇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建立起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人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这套等级秩序中才能存在。所以，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反思和批判儒家文化，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更是从西方引入民主和科学的观念，以取代儒家文化唯我独尊的地位。 而毛泽东对儒家文化的反对则出于其他原因。他青年时代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受到过北大教授和学生领袖的蔑视，因此他十分敌视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他也将知识分子当作打击对象，当作“臭老九”，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经受了残酷的身体和精神折磨之后选择了自杀。毛甚至纵容红卫兵砸毁孔庙、挖掘孔墓。 如今，共产党却将孔子当作救命稻草，甚至根本不曾向孔子道歉！中共不惜巨资打造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使之成了在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那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如果为中共说好话，孔子学院就会给予经济资助，邀请他们到中国进行豪华旅游；而批评中共的学者，孔子学院则记录他们的批评言论，汇报给中国使馆，拒绝给他们到中国的签证。孔子学院成为侵蚀和破坏西方的学术自由的黑手。孔子何其不幸！ 而在中国民间也出现了儒学复兴的讯号。在官方的鼓励下，中国的许多大学设置了国学院，加强了包括儒学在内的古代经典文化的研究。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拒绝穿西式的学位服，而穿上所谓的“汉服”。有一些年轻学者发表联署信，谴责中国人热衷于过圣诞节是“数典忘祖”。在孔子的家乡曲阜，坚持儒家文化新年的人反对在市内兴建一所教堂——他们认为，捍卫孔子，优先于宗教信仰自由。可见，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已经浮出水面。 如果说孔子的学说只能算是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官方只承认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伊斯兰教。中共设置了宗教事务局对这五大宗教进行严密管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以及比它权力更大的中共统战部的官员们，俨然就是国家大祭司，随意干涉各大宗教的内部事务。 习近平当然希望基督徒也能为共产党所用——在二〇一六年四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宣称，宗教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制度，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习近平是一名缺乏安全感的领导人，他敌视公民社会，将基督教看作是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是在共产党控制之外最大的社会组织。 在基督教内部，除了一部分顺服于政府的官方教会以外，大部分都是坚持独立存在的家庭教会，后者的人数至少是前者的三倍以上。对于那些不愿与政府合作的家庭教会，中共在浙江省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清除运动，尤其是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地区（在那里，基督徒的比例令人吃惊地高达百分之十五）。两年多以来，浙江省有超过两百家教堂被毁，两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浙江湖州轧村教会十字架被拆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当局付给外地民工一人一天两百元的报酬，让他们将教堂外会友的小车推翻；逮捕牧师，恐吓家属；隔离教堂，喷辣椒水；城管、武警带狼犬冲入教堂；甚至招募和尚道士到教堂门口念经、做法事。数十名教会的牧师、长老、会友以及为教会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被捕，并在狱中遭到酷刑对待。 帮助浙江省基督教徒维权的北京张凯律师在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温州警方带走——恰好是他将会见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普尔斯泰因（David Saperstein）的前一天前。半年之后，张凯被迫在电视上认罪说，「我违反了国家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安全，也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忏悔。」他已消瘦得与被捕之前判若两人，从常识便可以推断，他承受了极其可怕的酷刑折磨。在今天的中国，电视台取代了法院成为审判机关，“电视审判”成为习近平的拿手好戏。遗憾的是，奥巴马政府坐视这些迫害的发生，而不愿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战略的一部分，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这一种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这一种标志物。中共高层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可以攻陷基督教势力最强的温州，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剿灭基督教的运动就很容易了。 但是，中国教会并没有屈服。“越逼迫越复兴。”这是抗争信徒们在谈论拆十字架事件时使用得最频繁的话语，这种信念一方面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稣受难复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们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间，温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在曾山堂，可以看到教徒们使用的在历次攻防战中积累出来的抗争手法：大门外堆满巨石，车辆不得靠近；大铁门用黑布蒙住，谨防偷窥；整个教堂的围墙都用锯齿铁丝网加高，以免翻墙；教堂各个角度都安装了摄像头，及时发现风吹草动；高音喇叭被安装起来，紧急时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门被道道锁死，危急时刻还有特别组将用肉身挡在十字架前；还有数个巡视小分队，反向监视各个相关政府机关的活跃程度……毛泽东是“人民战争”的发明者，却没有想到共产党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中心转向一百个左右的中心城市。城市教会聚集起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的、活跃的专业人士，这批城市新兴教会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过去对基督徒是“老弱病残”的固有印象。这些教会尽管不能在中国的民政部门成功注册、获得合法身份，但他们迈出了公开化的步伐。比如，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网站，公布聚会的地点、时间以及牧师和长老的信息，他们甚至编辑和印刷自己的刊物（虽然不能公开贩卖，但可以在教会内传阅）。...

( English Version | Simplified Chinese | Traditional Chinese ) At the end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1949,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defeated the Nationalists and founded...